409风向所倾
宋代的城市化和临安的郊区化（人口）
引言
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,似乎都有一种模糊但却坚定的信念，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虽然缓慢，但却是不断上升的直线模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者们常常忽略明清之前的事实，而对明清时期市镇的数目与规模的快速增加大书特书,他们坚信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次大进展，而其因由在于这一时期的人口、商业和手工业都有快速的增长。
好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,好像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自然而正常的过程。
市镇即r,是作为交易场所的乡村集市，一般被视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演变为大中型城市。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,为什么明清的农民不进城去？手工业为何只停留在市镇层次？中国的城市化果真就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平缓直线吗？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是可笑的问题,它们都需要严肃的思考，寻求严肃的答案。
事实上，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是一个正常的过程，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。
独特性不仅在于明清市镇的繁荣和大城市的相对衰落，还在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历史的前半段的情形，确切地说，宋朝及其之前的情形。
贯穿于各个朝代的城市化分别是什么情形？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？
赵冈先生的《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》中所载的文章，就通过从历史中发掘材料，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颠覆传统的解答。他经过仔细测算史书记载的各个朝代的总人口和城市人口，估算出了各个朝代的城市化率：
战国（300b）：
西汉（2）：
唐（745）：
南宋（1200）：
清（1820）：
清（1893）：
现代（1949）：
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，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进入一个相当高的城市化状态，并且在其之后的1500年里不断提高，到南宋时期达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最高水平22.0%，这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；从南宋以后，中国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，城市化率迅速下降，到19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6%左右；在19世纪中叶之后，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和近代工业的兴起，城市化进程开始复苏，城市化率也逐渐恢复，直到1949年的10.6%乃至2009年的46.6%。
这个结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，我们几乎都理所当然地将中国的城市化当作一个线性过程。很明显，事实上这是一个倒型曲线，而它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想到的还要多。
本文的目的就是跟随赵冈先生，细细分析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城市的变迁轨迹。
1、城市的定义
韦伯曾经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，而判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。可是反过来看，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色判定西欧中世纪没有城市。
争论的症结在于定义过于狭窄。
什么是城市？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，那么对城市化的任何研究都将是无源之水。
在赵冈先生的研究中所采纳的城市定义是：凡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，而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%以上者列为城市。这个标准的来源是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。之所以允许城市中存在不超过50%的农业人口，是因为城市离不开农业与粮食，在古代中国尤甚。
给出了定义之后，还需要根据城市的性质做一个二分法。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已经分化为明显的两大类，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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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战国的城市
从前面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，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高达15.9%，这是如何出现的呢？为了进行解释，我们需要从西周讲起。
西周时期的国鄙之分非常严厉，之所以有这个划分，是因为西周的建国是以小邦征服大邦，因而不可能采取高压统治的措施，只好施行怀柔政策。
具体做法就是将周的部众分成若干股，加上殷朝移民中臣服后表现忠诚可信的氏族，分派到各地，建立军事据点，进行武装殖民。
各武装殖民单位到达指定的辖区后，便选择一个条件优良的聚居点，全单位人员聚集在一起，并筑城郭、挖壕沟，营造防御工事，形成城市。城中居民称为：国人，城郭外散居的是原住民及其他被征服之人民，称为野人或鄙人。
武装殖民集团中依然有一部分人务农以提供粮食，从而使得城市居民并不完全脱离农业，城中居住的有部分是农民；第二，国鄙之分及“野人”的自由属性也为战国时期的高城市化率埋下了伏笔。
到了战国时期，国鄙之分已然趋于消失。城乡居民可以自由交流，人民可以自由择业，国野开始争民。
《孟子﹒万章篇》对此有记载：在国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谓庶人。这样，城乡从严格对立转变为融合一体。虽然如此，周朝城郡作为行政中枢的政治性并未消失，在以后的两千多年，这些城郡始终是省级或地方级行政官署的所在地及治所。
赵冈先生根据各种史料进行归纳，得到战国时期的城市和数量如下：（1）大型城市15座：面积达到6平方公里以上。总面积204.3平方公里，平均人口密度为12000人/平方公里，故总人口为232万人；（2）中型城市20座：面积在2到6平方公里之间，平均面积3.2平方公里，平均人口密度12000人，总人口为77万人；（3）小型城市400座：面积在2平方公里以下，人口达到2000人以上的城市。每城平均5000人，则总人口估计为200万人。从而可知此时城市人口达509万人。
而根据赵文林先生在《中国人口史》一书中推测的结论，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在3200万人左右，从而计算可得此时的城市化率为15.9%。
3、为什么这么早、这么高？
公元前300年，高达15.9%的城市化率，这是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景象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一般而论，城市化水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的推动：（1）政治因素；（2）军事因素；（3）交通因素；（4）商业因素。所有的城市在起源时都是以一种因素为主导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次级行业，从而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。这是一般的城市化理论都会提及的内容，本文就不再做更多讨论。
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同时还存在着制约因素，这是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们常常忽略的内容。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两点。
（1）农业生产力：在无法大量进口粮食的时代，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要靠农业部门的余粮率来供养，余粮率决定了全国能有多大比例的非农业人口，也决定了城市规模能扩展到多大，而在一个运输成本不致高得离谱的余粮供应圈取得粮食。
（2）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：如果农村人口受到制度性的限制，无法随意迁居城市，则即令有强大的城市化推动力，城市也无法快速成长。在战国时代，中国的高城市化率主要得益两方面因素，一是政治、军事、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张，二是农业生产力高、城乡人口流动具有高度自由度，因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凰涅天下(GL)最新章节409风向所倾,网址：而几乎没有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因素。
这两方面因素之叠加便形成了15.9%这一结果。
在战国之后直至南宋的1500年时间里，历朝基本上都同时拥有这两个方面的促进因素，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，南宋才可能达到22%的城市化水平，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翘楚时期。
与之相反，中国在12世纪以后的城市化进程走向停滞。这并非因为前一方面推动因素的缺失，而是因为后一方面制约因素开始逐渐起到制约作用。
4、最后的辉煌：临安的郊区化
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，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，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，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，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。同时，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，驻军的“镇”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。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。
随着靖康之变之后宋室南迁，大批北方居民随之迁往江南，这其中有相当的比例定居在;行在临安附近。这样临安城的城市化就成为我们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。
首要的一个问题是，临安到底有多少人？
这里直接引用赵冈先生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：南宋大临安的高峰人口是250万，城内占地45平方公里，有100万居民，城外郊区占地180平方公里，有150万居民，折合成户数，城厢合计约有45万户，占南宋嘉定十六年总户数1267万户的3.55%。
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：（1）首都临安：3.55%（2）市镇（500户以上者，约合2500人以上）：2.76%（3）其他大、中、小城市：15.74%。：
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.55%，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。
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，假设全国人口为13.6亿，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.43%而已。
由于临安城人口太多，甚至西湖“湖上屋宇连接，不减城中”，受着城市发展规律的规制，向郊区扩展就成为临安城发展的不二选择。
很多记载都说，临安郊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城中的人口。临安地势是南北狭长，东西两侧为水所限，西边有西湖，东边是钱塘江。所以南北郊区就成为城市扩张的方向。
关于此点，有若干旁证，1169年编的《乾道临安志》中记载府治境内共有75座桥梁。1252年编的《淳佑临安志》记载：桥梁总数增至208座，其中103座在城内，105座在南北厢。到了《咸淳临安志》时，全部桥梁总数已达347座，其中117座在城内，223座在南北厢。可见大多数的新筑桥梁都在城外南北厢，是为新建的居民区所筑。
临安发展的高峰期，郊区的面积远远超过城中区的面积，而且居民数目也高于城中人数。到公元1220年前后，临安的迅速膨胀期差不多已将结束，总人口已接近最高峰。《都城纪胜》说临安“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，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，人烟生聚，市井坊陌，数日经行不尽”。
南宋是中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，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
南宋以后，直到20世纪20年代，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2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；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没有达到过22%。
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变迁有两个特征：第一，大城市停止扩张，可以说是达到传统城市的发展极限；第二，城市人口虽然没有向农村回流，但却有向农村靠拢的趋势，也即靠近农村的商业市镇有很大发展，这一点在江南表现最为显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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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有话要说：这是资料章，请在正文更新后，再回看本章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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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,似乎都有一种模糊但却坚定的信念，认为中国城市化的过程虽然缓慢，但却是不断上升的直线模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者们常常忽略明清之前的事实，而对明清时期市镇的数目与规模的快速增加大书特书,他们坚信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次大进展，而其因由在于这一时期的人口、商业和手工业都有快速的增长。
好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,好像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自然而正常的过程。
市镇即r,是作为交易场所的乡村集市，一般被视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演变为大中型城市。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,为什么明清的农民不进城去？手工业为何只停留在市镇层次？中国的城市化果真就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平缓直线吗？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是可笑的问题,它们都需要严肃的思考，寻求严肃的答案。
事实上，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是一个正常的过程，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。
独特性不仅在于明清市镇的繁荣和大城市的相对衰落，还在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历史的前半段的情形，确切地说，宋朝及其之前的情形。
贯穿于各个朝代的城市化分别是什么情形？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？
赵冈先生的《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》中所载的文章，就通过从历史中发掘材料，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颠覆传统的解答。他经过仔细测算史书记载的各个朝代的总人口和城市人口，估算出了各个朝代的城市化率：
战国（300b）：
西汉（2）：
唐（745）：
南宋（1200）：
清（1820）：
清（1893）：
现代（1949）：
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，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进入一个相当高的城市化状态，并且在其之后的1500年里不断提高，到南宋时期达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最高水平22.0%，这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；从南宋以后，中国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，城市化率迅速下降，到19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6%左右；在19世纪中叶之后，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和近代工业的兴起，城市化进程开始复苏，城市化率也逐渐恢复，直到1949年的10.6%乃至2009年的46.6%。
这个结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，我们几乎都理所当然地将中国的城市化当作一个线性过程。很明显，事实上这是一个倒型曲线，而它的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想到的还要多。
本文的目的就是跟随赵冈先生，细细分析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城市的变迁轨迹。
1、城市的定义
韦伯曾经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，而判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。可是反过来看，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城市的特色判定西欧中世纪没有城市。
争论的症结在于定义过于狭窄。
什么是城市？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，那么对城市化的任何研究都将是无源之水。
在赵冈先生的研究中所采纳的城市定义是：凡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，而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%以上者列为城市。这个标准的来源是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。之所以允许城市中存在不超过50%的农业人口，是因为城市离不开农业与粮食，在古代中国尤甚。
给出了定义之后，还需要根据城市的性质做一个二分法。中国的城市很早以前就已经分化为明显的两大类，一类是行政区划的治所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凰涅天下(GL)最新章节409风向所倾,网址：，另一类则是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，前者可以成为城郡，后者就直接成为市镇，两个系统的总合，成为城市。
2、战国的城市
从前面的数据已经可以看出，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高达15.9%，这是如何出现的呢？为了进行解释，我们需要从西周讲起。
西周时期的国鄙之分非常严厉，之所以有这个划分，是因为西周的建国是以小邦征服大邦，因而不可能采取高压统治的措施，只好施行怀柔政策。
具体做法就是将周的部众分成若干股，加上殷朝移民中臣服后表现忠诚可信的氏族，分派到各地，建立军事据点，进行武装殖民。
各武装殖民单位到达指定的辖区后，便选择一个条件优良的聚居点，全单位人员聚集在一起，并筑城郭、挖壕沟，营造防御工事，形成城市。城中居民称为：国人，城郭外散居的是原住民及其他被征服之人民，称为野人或鄙人。
武装殖民集团中依然有一部分人务农以提供粮食，从而使得城市居民并不完全脱离农业，城中居住的有部分是农民；第二，国鄙之分及“野人”的自由属性也为战国时期的高城市化率埋下了伏笔。
到了战国时期，国鄙之分已然趋于消失。城乡居民可以自由交流，人民可以自由择业，国野开始争民。
《孟子﹒万章篇》对此有记载：在国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谓庶人。这样，城乡从严格对立转变为融合一体。虽然如此，周朝城郡作为行政中枢的政治性并未消失，在以后的两千多年，这些城郡始终是省级或地方级行政官署的所在地及治所。
赵冈先生根据各种史料进行归纳，得到战国时期的城市和数量如下：（1）大型城市15座：面积达到6平方公里以上。总面积204.3平方公里，平均人口密度为12000人/平方公里，故总人口为232万人；（2）中型城市20座：面积在2到6平方公里之间，平均面积3.2平方公里，平均人口密度12000人，总人口为77万人；（3）小型城市400座：面积在2平方公里以下，人口达到2000人以上的城市。每城平均5000人，则总人口估计为200万人。从而可知此时城市人口达509万人。
而根据赵文林先生在《中国人口史》一书中推测的结论，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在3200万人左右，从而计算可得此时的城市化率为15.9%。
3、为什么这么早、这么高？
公元前300年，高达15.9%的城市化率，这是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景象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一般而论，城市化水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的推动：（1）政治因素；（2）军事因素；（3）交通因素；（4）商业因素。所有的城市在起源时都是以一种因素为主导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次级行业，从而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。这是一般的城市化理论都会提及的内容，本文就不再做更多讨论。
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同时还存在着制约因素，这是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们常常忽略的内容。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两点。
（1）农业生产力：在无法大量进口粮食的时代，城市中非农业人口要靠农业部门的余粮率来供养，余粮率决定了全国能有多大比例的非农业人口，也决定了城市规模能扩展到多大，而在一个运输成本不致高得离谱的余粮供应圈取得粮食。
（2）城乡人口流动的自由度：如果农村人口受到制度性的限制，无法随意迁居城市，则即令有强大的城市化推动力，城市也无法快速成长。在战国时代，中国的高城市化率主要得益两方面因素，一是政治、军事、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张，二是农业生产力高、城乡人口流动具有高度自由度，因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凰涅天下(GL)最新章节409风向所倾,网址：而几乎没有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因素。
这两方面因素之叠加便形成了15.9%这一结果。
在战国之后直至南宋的1500年时间里，历朝基本上都同时拥有这两个方面的促进因素，正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，南宋才可能达到22%的城市化水平，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翘楚时期。
与之相反，中国在12世纪以后的城市化进程走向停滞。这并非因为前一方面推动因素的缺失，而是因为后一方面制约因素开始逐渐起到制约作用。
4、最后的辉煌：临安的郊区化
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，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，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，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，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。同时，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，驻军的“镇”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。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。
随着靖康之变之后宋室南迁，大批北方居民随之迁往江南，这其中有相当的比例定居在;行在临安附近。这样临安城的城市化就成为我们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了。
首要的一个问题是，临安到底有多少人？
这里直接引用赵冈先生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：南宋大临安的高峰人口是250万，城内占地45平方公里，有100万居民，城外郊区占地180平方公里，有150万居民，折合成户数，城厢合计约有45万户，占南宋嘉定十六年总户数1267万户的3.55%。
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：（1）首都临安：3.55%（2）市镇（500户以上者，约合2500人以上）：2.76%（3）其他大、中、小城市：15.74%。：
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.55%，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。
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，假设全国人口为13.6亿，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.43%而已。
由于临安城人口太多，甚至西湖“湖上屋宇连接，不减城中”，受着城市发展规律的规制，向郊区扩展就成为临安城发展的不二选择。
很多记载都说，临安郊区的人口很快就超过了城中的人口。临安地势是南北狭长，东西两侧为水所限，西边有西湖，东边是钱塘江。所以南北郊区就成为城市扩张的方向。
关于此点，有若干旁证，1169年编的《乾道临安志》中记载府治境内共有75座桥梁。1252年编的《淳佑临安志》记载：桥梁总数增至208座，其中103座在城内，105座在南北厢。到了《咸淳临安志》时，全部桥梁总数已达347座，其中117座在城内，223座在南北厢。可见大多数的新筑桥梁都在城外南北厢，是为新建的居民区所筑。
临安发展的高峰期，郊区的面积远远超过城中区的面积，而且居民数目也高于城中人数。到公元1220年前后，临安的迅速膨胀期差不多已将结束，总人口已接近最高峰。《都城纪胜》说临安“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，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，人烟生聚，市井坊陌，数日经行不尽”。
南宋是中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，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
南宋以后，直到20世纪20年代，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2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；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没有达到过22%。
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变迁有两个特征：第一，大城市停止扩张，可以说是达到传统城市的发展极限；第二，城市人口虽然没有向农村回流，但却有向农村靠拢的趋势，也即靠近农村的商业市镇有很大发展，这一点在江南表现最为显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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